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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是最早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,殷墟即发现了来自南海乃至阿曼湾的海贝。齐国借助“边海”的地理条件,发展“鱼盐之利”,成为春秋战国时最为富庶的国家。汉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雏形即已出现,魏晋而后,僧人“附商舶”西行“求法”,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。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,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,明朝前期,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,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,如《瀛涯胜览》《星槎胜览》《西洋番国志》等,记录海行见闻 ,反映当时东南亚、印度以及阿拉伯、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形胜。明后期,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,在《筹海图编》中明确提出“海防”的主张:“欲航行于大洋,必先战胜于大洋。”而明、清政府常常采用“海禁”的办法。到鸦片战争前,“各省水师战船,均为捕盗缉奸而设”。
——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《中国通文》等
材料二
鸦片战争后,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,通商口岸不断增加。魏源认为海运“优于”河运者有四利:利国、利民、利官、利商。1842~1846年,茶出口增长一倍,丝的出口增长将近五倍;1846~1856年,差出口有增长55%丝的出口增长三倍多,海关税收从1861年的490余万两增加到1902年的3000余万两。1866年,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,附设福州船政学堂。1868年,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近代海轮“惠吉”号下水,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,“使我内江外海之利,不致为洋人占尽”。1885年,海军衙门设立。随着西方商品与资本输出的扩大,部分国人提出与列强进行“商战”。1904年,张謇上奏朝廷,请准各省成立海洋渔业公司,购置新式渔轮,发展海洋渔业。19世纪60年代后,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条约,允许百姓出国,“毫无禁阻”,仅南洋地区,就有中国移民500万人。
——摘编自许涤新、吴承明主编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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